【编者按】300年来，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它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下，形成了两大竞争性的政治生长秩序——资本秩序和民本秩序。比力发现，资本秩序不光在非西方国家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就是在其起源地国家都泛起了逆境。
可是，几百年来，为资本权力叙述的社会科学依然是最强大的知识体系，从而遮蔽了人们的政治认知力。本文凭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杨光斌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4讲的现场讲话整理，主题为“竞争中的世界政治秩序”内容已经本人审定。一、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今天的题目是“竞争中的世界政治秩序”，在明白政治秩序之前，我们想对世界秩序做一个简朴的梳理。
1974年，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路易斯这样说，“权衡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是对于我们身在其中而时时约束着我们行为方式的结构的研究有重大启示。”社会结构的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们最高的目的，固然这个社会结构有大有小，我们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固然首先对世界秩序感兴趣。
有没有世界秩序？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这本书中说不存在什么世界秩序，可是这本书的题目却又叫《世界秩序》。刚刚去世的沃勒斯坦给我们提供的框架是我们绕不开的世界秩序，包罗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谈话的方式纷歧样，但都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谈问题，这个体系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简朴回首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历时300年形成的世界秩序，固然也可以往前追溯，也可以说是400年，但至少是300年，主要是17世纪和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宪政工程完成，这是芬纳在《统治史》中的形貌。这个历程当中发生了“双元革命”，一个是政治革命，另一个是工业革命，最典型的是英国庆幸革命，厥后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人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内战。得益于法国启蒙思想而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厥后又影响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在举行中了，这频频革命，历史上称之为“双元革命”。资本主义化完成以后，经由快要一个世纪的努力，全世界资本主义化了。
如果要给一个准确的年份，那就是1875年，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规模内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化是很是残酷的历史历程，因为它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手段来完成的，它的岑岭是1880年左右的柏林集会。
在柏林集会上，列强完成了对非洲的朋分。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这帮谈判人马又到了北京，准备根据此模式朋分中国，但最后没有乐成。我们简朴地看一下它的历程，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秩序得以重组，资本主义秩序被重组的原因就是列宁的十月革命。1917年在俄国发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后讨论的问题是苏俄能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30年月讨论的热门问题，这种担忧到40年月以后基本上不再是问题了。
因为20世纪40、50年月泛起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这个运动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之下发生的。威尔逊在十四条中提出了民族自主权的革命理念，固然所差别的是，当他提出这样口号的时候，作为西方国家的美国，运用其时的庚子赔款，建设了包罗清华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几所著名大学，因此，那时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是很是友好的，很是亲美的。巴黎和会是一个转折点，1919年朋分世界，最后把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土地，即胶东半岛，从德国转让给了日本，这个时候谁在信守答应？俄国的列宁在信守答应，掩护被聚敛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所以，1919年巴黎和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折点，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亲美到亲苏的一个重大转折。历史就是这么诡异，100年以后，2019年，我以为至少是社会科学界的思想转折点，因为2019年以前的40年，我们是在谁人历程当中发展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熏陶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信奉的就是这部门工具。
固然有一部门人反思的比力早，像胡鞍钢老师、王绍光老师、潘维老师比力早，可是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大批海内的知识界人士开始了自主性反思。可是只管如此，已往几十年铺天盖地的自由主义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渗透在血液当中的，丢掉是很是不容易的。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2019年中美商业战，这个不流血的战斗，美国把在社会科学理论上的工具都抛之脑后，什么人权、法治，这些工具都全然掉臂，吃相很难看，海内的知识界应该有一个反思。我以为这是反思的导火索，可是有几多学子真的反思了？这个问题欠好判断。讲一个插曲，讲到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到2019年，大家想一想，政治学研究讲的时间性，人的生命周期是很有限的，一晃而过，可是历史的时间性和制度的时间性是很是漫长的，不是个体的生命周期所能匹配的，可是念书人总想革新世界，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世界酿成他想的那样，往往是很是难的。
到20世纪末，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时历史终结论的口号是资本主义一定胜利，社会主义一定死亡，而以前我们的口号是资本主义一定死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1989年这个事让世界的历史大大改写了。可是世界就是这么诡异，我记得我1990年当班主任，学生中来自各省的状元有好几个，可是厥后没有做学问的，厥后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做学问？按原理，从政、做学术、从商，应当都有一部门人，可是那届学生很奇怪，一个做学术的都没有，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历史都终结了，还做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好做的，谜底都有了，谜底是明确的。这是历史终结论，可是现在历史终结论也终结了。
我简朴给大家回首一下，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性质的，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可是事情发生了变化，21世纪头20年，中国以自身生长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秩序。
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有一个简朴的总结——“百年造反”，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革命，革命就是造反，造资本主义的反。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转为一种反抗，既反抗苏联又反抗美国。在革新开放以后，又以生长的方式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或许只有中国这样的规模庞大的国家才做获得，因为规模大到一定水平以后，就不是量的问题，“量”自己就有了质的意义。
所以，现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普各处凭据中国的履历研究规模经济学，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不谈这些问题。下图很有意思，这个是国际钱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1840年，世界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1850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世博会，展览谁人时代最高的科技成就，可是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工业占世界GDP比重上各占一半。所以，只管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已经很先进了，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的话说，已往两百年比人类两千年缔造的财富还要多。可是只管是这样，以中国为主的非西方国家，它们在工业产值当中还是占了半壁山河。
1980年，西方国家工业占世界比重的90%，非西方国家只有10%，可是到2010年，以中国为主的非西方国家是40%，西方国家是60%，而且这个趋势在继续朝这个偏向生长。所以到2050年左右，预计非西方国家这一比重将占60%，西方国家将占40%。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研究全球史和世界政治史，可以发现这个数字背后有许多政治寄义，它占工业总产值的90%，就是说全世界都是它的消费者，全世界的“财富”都向西方国家集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建设福利国家，它是有条件的。可是今天的财富往哪儿走？今天的财富往中国来了，所以他们历史上恒久依赖的社会福利就很难以维持了。
这是一方面，在这个历程当中，我称之为“一进一出”原则。蓬勃国家在生长历程中，就是依靠战争、掠夺和殖民。最近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讲明，殖民时期英国从印度掠夺97万亿英镑的财富。
1895年《马关条约》，清王朝赔了日本2.3万亿白银，比日本两三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有了这个赔款以后，日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军备现代化。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在中国的东北地域，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这是“一进”的故事即掠夺。就像结构转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许多，这是正在发生的故事。
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门路当中，从农业结构向工业结构转变的历程当中，阶级矛盾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看看移民史便可知，1900年到1920年，意大利的总共人口不到6000万，只有5000多万，移民了600万人，五分之一的人都走了，五分之一走了之后，最后还发生了法西斯政权，1921年墨索里尼政权。
这是“出”的故事，靠移民解决海内问题。西方国家可以靠移民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可是中国海内的社会矛盾只能自己消化，中国不行能移民，或者只能少部门移民，不行能大规模移民。
财富的海内政治意义，财富的变化会带来海内的阶级矛盾，要么缓和要么锐增。如果单靠移民解决问题，到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到所谓的新大陆，人可以走掉。可是今天问题是穆斯林、阿拉伯人都涌向欧洲，墨西哥人都涌向北美，他们不光没地方去，而且人越来越多，一个是财富的变化，另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都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是难以获得缓解的。所以有说法认为，西方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生长太好，其实也对，如果中国不生长，如果西方国家工业占GDP比重为70%、80%或者90%，它们固然好过，可是现在条件真的纷歧样了。
可是，中国岂非没有生长的权利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光是现在的特朗普，我早就注意到，以前的奥巴马都是这么认为，奥巴马居然这样说，如果13亿中国人过上我们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地球是承载不了的。可是，凭什么美国人能过这样的生活，中国人却不能过这样的好生活呢？希拉里也这样说，只不外她把问题挑明晰，说“我不让你生长”。从财富的变化来明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战、二战和冷战世界格式的变化，我认为是西方内部的游戏，但这次纷歧样了，这次是权力从西方到非西方的转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外是一个说法，也可以说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次财富权力的转移，有可能意味着西方主导世界秩序四百年或者三百年时代的竣事。
现在这个格式是三百年建设的一个结构，不是说一两代人就能够彻底改变的，我们以为这个事情不能着急，中国想改变这个结构，有这个愿望，也做了许多举措，好比“一带一路”和建立亚投行，可是急不得。想一想西方国家为建设这个结构流血牺牲了几多人？这个结构改变怎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它是一个“世代工程”。中美之间的竞争应该是“世纪之争”，这个判断应该是准确的，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期望我们退休的时候，中国就是NO.1了，虽然你们是学生，可是也并不意味着你们退休的时候，中国就是NO.1了，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只有这样，事缓则圆，才不会出乱，否则，一急就出乱。我们生活的世界体系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下，我总结一个理想类型，政治秩序的演变大致的理想化类型有两种，我们最初的社会是政治社会，政治社会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分的一体化社会，没有说哪种气力特别强、哪种气力特别弱，好比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另有军事权力，可能是厥后学者们为了研究而人为地划分，谁人社会结构自己是一体化的。
可是根据波兰尼大转型理论，当市场来了以后，16世纪和17世纪开始，市场从社会当中，详细来说就是资本权力从社会当中脱颖而出，并凌驾于政治社会之上。二、世界秩序下的资本秩序与民本秩序1政治秩序演变门路图假设我们谈论问题的起点都是从市场经济开始，市场经济一定的效果是不行阻挡的社会分化。因为在市场经济之前，无论是愚笨也好，智慧也好，无论多智慧，你也纷歧定能够创业，你可能就适合念书或者做公务员，这是绝大部门人做的方式。
可是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可能像马云这样的人，这些人可以创业，因此社会一定是分化的。社会分化之后我称之为形成了两个秩序，一个是资本秩序，另一个是民本秩序。社会分化一定会导致多党制，穷人的党、富人的党，可是这个社会分化不光是财富的分化，另有身份认同和宗教信仰差异的强化，社会分化一定会导致多党制，这个多党制不光是财富意义上的，也有宗教意义上的。那么多党制怎么影响政权来掌权呢？就是代议制民主，多党竞争选举组成的议会和政府。
代议制的最好的效果就是“寡头政治”。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学研究，一般媒体不关注，除非像“历史终结论”这样的看法。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研究讲明，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什么样的政策议程怎样能够酿成执法政策？可以酿成一个政策的可能性的选项呢？结论是富人团体酿成执法和政策的几率是穷人的三倍还要多。
换句话说，穷人团体的政策倡议，也可能送到议员办公室上，可是不行能酿成执法或者政策。因此，当今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说这个话的，就是卡特总统，他是农场主身世，他在美国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麦克风没有关，他说“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了”。
另外一个秩序就是民本秩序。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什么制度？相对于西方的多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有许多，包罗在座的两位老师都有探讨。我的看法是中国政治模式的焦点就是民主集中制。
回覆中国模式的焦点，不光要回覆国家的政体，政府的政体，还要回覆党体，这个观点必须既照顾到政府、国家，又照顾到共产党，这个观点只有民主集中制能够涵盖。同时，又要检视现实，作为一个模式又必须具有历史悠久性，我认为从革命时期到毛泽东时期，再到革新开放以后，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有百年历史，革命时期是1.0版，1949年到头三十年是2.0版，革新开放以后是3.0版。我的总体评估是这样的，民主和集中正在走向平衡，固然也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很是准确的话说，当民主的没有民主，当集中的没有集中，民主的不够，集中的也不够，这个表述肯定是准确的。固然，对西方人来说，民主和集中的对立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可是对中国人来说，二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二者是统一的。
我们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反者道之动”在当今时期依然很是根深蒂固，对中国人而言，民主和集中完全是统一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谈一些观点，可是一个纯学者和作为一个治理者的学者对一些问题的明白可能纷歧样。好比说讲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议一切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是著名经济学家，可是做了校长之后，他说再好的制度都不会自动发挥作用，无所谓人治还是法治，没有人，制度都不会发挥作用，制度最多是起到40%的作用。这是他作为一个治理者以后，他对制度到底起什么的作用的深刻明白。做差别条理的治理者，对理论的体会是完全纷歧样的。
那么，民主集中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价值取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们生长理念的重大转变。简朴来说，我的明白可以这样划分。以党的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前，只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念，可是焦点还是生长生长再生长；到十九大以后，从党的十三大以后都没再提了，十九大重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为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它发生于19世纪中期，它可能在时代性上有问题，可是说来说去，它是多数人利益的学说，这就是科学的。西方经济学是为少数人利益说话的，虽然它弄得很精致，但为少数人谋利益就不是科学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世界可以看得很清楚，很难想象在几年当中，几千万人脱贫就真的获得相识决。到差别的地方举行观察，我认为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在世界上的水平和素质是最高的。我有时候视察，好比说我开车出北京，到了收费站，收费员固然不是公务员，但他是公务人员，烈日炎炎，排了很长的队，收费员的小伙子就跑出来，提前收费为车主提供利便。
其时我在车内里就想了这样的问题，民本思想根深蒂固，通常在中国从事公务的人都有一种很是强大的民本思想渗透。更不要说真正的公务员，科长、或者处长这些人。所以，不明白这些工具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今天的成就这么庞大，我总是问一个问题，中国的庞大成就固然是革新开放，没有革新开放我们今天的财富是不敢想象的。可是我又问一个问题，革新开放无论从市场化水平、私有化水平到国际化水平，许多生长中国家都比中国高，好比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中国周边等一系列国家，在国家生长上为什么玩不转？背后可能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学回覆这个问题。
2市场经济的“理想类型”这是一个政治秩序演变的门路图，在这个当中，有几个关键词需要明白一下，这也是知识性的问题，好比说市场经济的三种类型，自由资本主义以英美为代表，社会市场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中国为代表。这几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主要差异在于市场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当中不能说没有政府，政府被隐藏得很深，主要感受是企业在起作用。其实，大家细想一下都知道，美国的举国体制也很厉害，曼哈顿工程，二战后许多基础设施好比公路网、衡宇建设都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可是生长起来以后，在国际市场上露脸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大企业，它们叫微观市场主体。第二种类型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体制。
三十年前，我的一位同学，我们同一个硕士导师，他的结业论文主题是德国的共决制研究，我们的企业治理体制出了很大问题以后，才想到德国和欧洲的履历，好比说西门子和公共这样企业的重大决议，关于到劳动力和厂址搬迁，共决制企业代表三方配合决议，相比力于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国家作用要大多。固然在市场经济当中国家作用最大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连续的体现形式就是央企和国企的存在。只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主体上，国家、政府到场的水平深一点，但不能说它不是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英国的模式来要求中国，在中美商业谈判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它们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尺度来羁系和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按西方的尺度，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许多的补助和工业政策都不应该再搞，焦点就是这个问题。3多党制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不能简朴地说多党制没有价值，究竟在有些国家和地域它运转得还行，至少曾经运转得不错。可是，多党制是有条件的一个政治制度，它要求的条件很是之高，我称之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也可以叫均质文化，没有这些工具，乐成是破例，失败是常态。它的内在逻辑在哪儿？代议制就是党和党之间的竞争。
已往在英国的多党制贫富相对靠近，今天政党的群众基础是什么？宗教和民族，党争酿成了赤裸裸的教派和民族破裂之争，党争酿成了认同政治，而且这个认同政治是很是狭隘的，也是不妥协的，因此。认同政治最后就是破裂政治。
在我的研究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国家越来越多？二战后团结国建立的时候，会员国是54个，今天是200个左右，200个减54个另有150个左右的国家，这个150个左右的国家是怎么来的？二战以后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发生了，光在非洲的就有50个左右。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发生，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接下来的一批是在冷战竣事以后，又发生一大波新国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也破裂了。
只管是革新当中泛起的许多问题，可是发端和事因都是民族主义破裂。所以我有时候和朋侪谈天，我说你要求的政治革新底线在哪儿？目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政治革新目的可能就是多党制，说到底就是西式民主的这一套。
党争民主可能导致国家破裂，你能接受这个效果吗？或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能接受中国破裂。如果搞多党民主，这种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是共产党而是多党民主，国家破裂完全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不是一概否认多党民主和党争民主，而是指出多党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玩多党民主就是死路一条。
同质化的第一个条件是国家认同，第二个共享信念，社会贫富差距也很重要。好比说没有国家认同去玩党争民主，效果东部乌克兰人说我是俄罗斯人，说我们历史上是俄罗斯人，要以公投的方式回到俄罗斯，内战就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多惋惜。
乌克兰曾经是欧洲最强的工业国家，也有航母基地，我们的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就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却是欧洲最穷的国家，酿成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有一个视频，一个香港小女孩一边哭泣一边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酿成乌克兰？怎么可以如此的愚昧，有网络和电视，人怎么可以如此愚昧？居然把乌克兰当做香港的奋斗目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是“一族一国”导致的，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七。
一战以后，民族解体，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总而言之，党争政治的前提是国家认同？这个问题在台湾也是这样的，台湾在玩党争民主之前，大家都是在一个小学长大的，关系特别和谐。可是，2012年大选以后，民进党开始制造符号，本省人和外地人，这个符号是制造出来的，以前是没有的。如果在中国玩这个工具，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你以为中国会有几多政党？这是清华学生数学再好也搞不清楚的问题。
在印度有2000个以上的政党，因为印度的政党是以种姓为基础的，一个种姓就可以建立一个党，可是这个国家怎么治理？他会给你讲阿里的故事，阿里翻山越岭、克服艰难险阻，走了七天七夜，回到村里投下了神圣的一票，CNN说这叫民主的使命感。可是为什么要投这一票，大家知道吗？他是为他的家族投票。
中产阶级的投票比例要比穷人高，这是政治学上的一般结论。只有在印度是反过来的，穷人的投票比例比中产阶级高，也比都会的市民高，横跨两个百分点。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百分点，要知道印度穷人的基数是很大的。
为什么底层的投票反而比中产阶级的投票更高？原因就是下层选举，他们是胜者全得，如果我有幸拿下这个乡，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分配的资源都是我这一届政府的，他绝不客套，阻挡党分配资源门儿都没有。我对印度知识的明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学生们写的社会学论文。
导师们要求他们不要写假大空的工具，到蓬勃国家或者生长中国家生活两年，把地方志写出来，把运转的情况写出来，这就是真正的知识孝敬。看到这个以后，你才气够明白为什么阿里要翻山越岭七天七夜回去投这一票，就是种姓的问题，与民主无关，与公共精神无关，与私利有关。清朝死亡以后，中国其时有三四百个党，现在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是世界上最蓬勃的，因为一百年来一直在革命当中发展，政治嗅觉很是强烈，政治意识是最蓬勃的，权利意识也是最高的。
在这种条件之下，如果实行多党制，我想中国的政党肯定不会少于印度。一些西方人说把中国切成七大块，一个民族一个党且不说，光是汉人就是“天下局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在恒久的民族融合当中滚出来的大雪球。所以第一个是国家认同，第二个是共享信念，如果没有这两个工具，党争来了，只不外是教派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的催化剂而已。所以伊拉克被“解放”以后的第一次选举，这个选举就会强化多数人的职位，提供了一个正当性的依据，在设计上照顾了少数派，可是在政策分配中是不行能的，这就是ISIS发生的泉源。
“凡果必有因”，很难想象ISIS发生于伊拉克内战以后，萨拉姆被干掉后发生的选举民主和党争民主，这是因为部门人的党派被排挤了，在政治上彻底被排挤了，曾经被武装起来的人，被迫变为ISIS。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在西方的民主历程中都曾经相对拥有过，好比英国和美国。如果没有这个认同，西方失败的典型就是魏玛共和国，搞了一个魏玛共和国，最后发生了希特勒。
二战以后德国算是具备了这些条件，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诡异，今天西方具备这些条件而形成的民主许多都不复存在。在美国存在着一个国民性危机，中国人到美国很容易成为美国人，我们念书很好，到那里去事情，住在和白人一样的社区，疏散在美国。可是一些拉丁美洲的人大量扎堆，他们有学校、社区、广播、报刊，可以一辈子不说英语，在美国照常生活，而且二代还不说英语。类似地在法国，穆斯林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左右，在第一大人口都会巴黎占到15%，在第二大人口都会巴塞罗那占到25%。
穆斯林在清真寺做星期，没有清真寺在那里星期？在大街上，和原先的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当条件变化以后，一些曾经运转不错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4资本秩序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金三角”资本秩序下有“文化再生产”，我称之为“理论的金三角”：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社会上的市民社会之社会治理。在政治方面，自由民主的焦点就是此前提到的党争民主。
在经济方面，自由市场是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稳定化就是控制政府的预算。在社会方面，努力缔造一个观点叫治理理论。
团结国、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考察一些国家为什么生长落伍，认为就是政府不行，1992年世界银行生长陈诉的开头就是投资人民，指的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平等的产物，到了二战以后这个社会结构不存在了。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各行业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立党为己，参政为私，分脏国家资源。教师在中国是一个很是高贵的职业，可是在拉美一些国家，好比墨西哥和阿根廷，他们的教师协会很是强大，甚至可以威胁政府，不要说其他更为激进的团体。
印度是什么社会呢？种姓社会。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他统计了印度高级社团包罗教师协会、状师协会和记者协会等的组成，发现90%都在高种姓人手里，可以看到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种姓社会。非洲被称之为强社会。用中国的话很好懂，强龙不压地头蛇，强龙是政府和国家，可是怎样不了地头蛇，地头蛇就是军阀、部落酋长、商人团体、田主等。
在很大水平上，国家组织和政治组织只是这些社会组织的一员，对他们也没有措施。在非洲，公民社会是个不存在的工具。
我们社会科学的许多同行把它当成一个法宝和纪律，作为一个目的来追求，这是不存在的。我们固然要强调小我私家权利的重要性，社会的自主性，可是在真实世界的图景中到底是什么状况？许多提倡者并没有做研究，只是想象出一个公民社会的图景，可以不要政府和国家，大家自己自我治理，可是这只是想象。所以在大家看来，已往这几十年，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一路下来形成了金三角，把许多人套得牢牢的。但这个金三角在许多西方蓬勃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存在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并不是靠着三个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去治国和生长国家，在差别时期存在差别主线，国家强一点或弱一点，经济自由一点或收缩一点，在差别时期都是交织泛起的，从来没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同时存在的。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以后，许多民主化的国家同时施行了这个三个自由，泛起了民主回潮和威权体制的回归，为什么不是想象中的民主？因为它从来不存在，如果我们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目的，那么或许率是没有前途的。权力执行需要靠文化知识的生产去支撑，几百年以来它们很是强大，但导致了许多现实中的问题，我们举行比力研究可以反映一些现实问题，如果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不做比力研究，只用理论对照中国现实，就只会认为是中国的现实错了，理论是对的，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5民本秩序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民本秩序的社会科学体系在那里？我把中国社会科学简朴归类为三个阶段的百年史。
第一个三十年是清末民国的三十年。那三十年主要是一批留学生到外洋“到此一游”，我们说有一些大师，这就要问问大师的孝敬是什么？不能仅仅因为他特别智慧或者特别天才就说是大师，大师需要有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第一个三十年都是到西方学习，回来以后，都是把西方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解说，可是社会科学处于初创阶段。第二个三十年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
这三十年主要是三大原理，即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比力研究、案例研究，在那三十年还很是空缺。
第三个三十年是革新开放以后的1980年到2010年。我从1981年开始上大学，我的感慨很深，如果第一个三十年是西学1.0版，这个西学是多元的，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可是西学2.0版，从1980年到2010年是主要以自由主义为主的西学，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市场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可是理论很优美，现实很残酷，残酷的现实是优美的理论并没有检视的。许多根据自由主义生长的非西方国家问题更多，相反，由于对理论的综合，与自由主义差别的中国可以说体现得一枝独秀。讲到这里，国家体现的优劣怎么明白？我做比力政治研究的体会是，国家之间比的不是谁好，而是比解决难题的能力，也就是治理能力，不是简朴地比效果。在社会科学中，中国就像是西方理论的实验场。
没有自主的理论对一个小国来说是无所谓的，纵然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没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也可以保持强大的自主性，从李光耀到现在。相反，拉丁美洲和非洲险些少有正确的决议，都是根据其时主流的思潮去决议的。
哈佛神童、芝加哥小子，结业于西方名校的经济学博士去当财政部长、总理和总统，实际上是根据其时的主流思潮去做决议。思潮是什么？就是高度观点化的一个观点，它抛去了许多的社会条件、历史文化和人文条件，是飘在空中的工具，用纯之又纯的理念去治理国家，很难不堕落。没有自己的理论，许多国家因此犯了许多战略性和颠覆性的错误。非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前苏联最为典型，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来以后，两年经济革新就搞不下去了，把自己关起来三个月，写了一本书叫《革新与新思维》，提出一个目的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公然化、透明化和民主化，用了两三年把这个国家搞没了。
大国需要大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我的体会是这样的，社会科学的落伍既是一个国家落伍的效果，也是这个国家落伍的原因。
我本科结业的时候我的老师这样跟我说，其时我并不明白，今天我有所体悟。▲ 讲坛现场三、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资本秩序与民本秩序我们说完理论体系，来看看在实践当中是怎么样的。
我这里有两组数字，1：150和1：9。1是就是我们共产党民主集中制，150是其他生长中国家的多党制，代议制民主，9也是在150当中，因为比力政治讲可比性，在人口规模、经济起点、历史配景等可比力的意义上，我们一般把人口过亿的生长中国家举行比力。人口过亿的蓬勃国家有三个，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靠一进一出，战争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口过亿的生长中国家有10个，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时机了，因为时代差别了，不行能派兵把周边国家占领。这10个国家包罗拉丁美洲2个、非洲2个、亚洲6个，拉丁美洲是墨西哥和巴西，非洲是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亚洲有2个是超级规模国家，中国和印度，一个龙一个象，其他4个是1亿到3亿之间的，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宾。首先说1：150，这150个生长中国家的兄弟，没有一个因为搞多党制民主而走向蓬勃的。
我看世界银行选了一下案例博兹瓦纳，我说国际学术界总是这样提，我就查一查他们走到什么水平。这个国家有200万人，人均到达6000美元，可是另有25%的艾滋病患病。我们看北京的人口有几多？事情就是这么简朴，如果中国是一其中等规模的国家，不会打击世界秩序，肯定被认为是又一个乐成的范例，但中国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14亿人，她的生长一定会让世界秩序重组，这是一个不行逆的历程。
再来看1：9的那9个兄弟。我刚去完墨西哥回来的，墨西哥的大使接待我们， 1968年的时候人家的地铁就有13条了，人均收入已经到达3000多美元，而咱们到1980年人均收入才370美元，墨西哥基础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可是今天，我们到墨西哥的大学和墨西哥学院，墨西哥学院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的人民很可爱，文化也和我们有所差别。中国人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说这个项目很重要，你们来投资吧，对你们有利益，虽然看中的是对我们有利益，却说对他们有利益。
而他们的文化差别，墨西哥兄弟很实在，说中国兄弟救救我们吧，否则我们就运行不下去了。背后更多的故事就不详细讲了。
二战以前，拉美的许多国家，智利、秘鲁和阿根廷就在世界上排名前二十，而二战以后到今天却遇到许多问题。我一开始就特别不主张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人口少，经济结构单一，上不去就是上不去了，但中国的科技和工业上中下游是全方位的，就是一个世界，怎么是收入陷阱呢？阿玛蒂亚·森有一次到北大演讲，下面一个教授问他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装作没有听说这个观点，说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他肯定知道这个观点，可是他不想回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个伪观点。在治理意义上，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保持70年的宁静是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宁静是天经地义的，认为优美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天经地义。
仅仅在最近100年的历史上，从蓬勃到不蓬勃、从蓬勃到相对蓬勃的逆生长是一波又一波的。第一波就是适才说的拉美，从蓬勃国家降为了中等收入国家。第二波是80年月以后，台湾曾经是“四小龙之首”，但今天还是龙吗？我们起来了他们还能叫龙吗？第三波是2008年危机以后，生长不是一定的，逆生长是随处可见的。
可以看《美国工厂》的片，曹德旺在教美国人搞资本主义，美国人在教中国人怎么搞工会，看起来是完全颠倒了。80年月的时候美国工人每小时人为是35美元，今天在为16美元而努力奋斗，事实上是12美元，16美元是他的目的，这就是逆生长。
美国的中小都会多了去了，在中国也不清除小城镇化。我是一个政治学者，可是许多工具不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就是知识。年轻人肯定是到有就业的地方去，肯定是大都会，换句话说，小都会与乡下能留住年轻人吗？是很难留住年轻人的，这都不需要经济学理论，所以现在我们重提多数市化。
我或许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文字整理 | 谢宜泽 李兆辰摄影 | 于娟团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流思想、交流履历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门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通报中国话语、中国气势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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